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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春水向东流 ③

  发布时间:2020-05-09 16:40:00 下载在临沂客户端 论坛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七日,是“大楚”皇帝张邦昌登基的日子,可他却一脸严肃,不肯坐皇帝的宝座,不接受百官的朝拜,不称自己为“朕”,甚至连任命官员,都不忘在职务前面缀上“代理”二字。等到金军撤出东京之后,他立即派人找到康王赵构,把大宋的传国玉玺献给他,并说随时恭迎赵构归朝理政。

  赵构深知,东京城是不能进的,因为即便张邦昌是真心让权,可金军还在四处追捕自己,自己若进了东京城,那就是自投罗网。因此,他带着玉玺,逃至江宁府(今南京),在那里正式登基,宣告南宋朝廷的成立,并把江宁府改名为“建康府”,想在那里建都。也就是在这时,仅做了33天皇帝的张邦昌,来到建康投奔赵构。他一见赵构的面,就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说自己犯了死罪。可他与赵构曾同为人质,共过患难,加之他及时献上玉玺,帮助赵构顺利当上了皇帝,所以赵构不但没追究他,还任命了他新的官职,并封他为同安郡王。但好景不长,最受赵构欣赏的李纲当上了南宋的宰相,他坚持认为张邦昌犯了“僭逆之罪”,应该处死。赵构是个念旧情的人,他考虑再三,仍没同意杀张邦昌,仅是把他降职,贬到潭州(今长沙)安置。可固执的李纲并没有就此放过张邦昌,他还在想办法置张邦昌于死地。很快,李纲就查出了张邦昌新的罪行:私幸宫女。

  张邦昌当上“大楚”的皇帝后,一直远离后宫,因为他深知,既然自己不打算做皇帝,那后宫的女人就绝对不能碰。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吃晚饭时,被一个宫女灌醉了酒,引诱他同床共枕睡了一夜。如果他睡的是一般宫女,这事也不会有人追究,可这个宫女偏偏是宋徽宗宠幸过的人,敢睡老皇帝的女人,那纯粹是找死!李纲将张邦昌的这一罪行禀报赵构后,赵构毫不犹豫地下了旨:“张邦昌赐死!”御史带着圣旨,快马加鞭,来到了潭州,在天宁寺里找到了张邦昌,命他遵旨自缢。张邦昌临死之前,又面朝建康的方向,叩谢皇恩,因为赵构并没把事情做绝,明确表示对张邦昌“不予株连九族”。谢完了恩,这才叹息几声,登上了“平楚楼”,把绳索套进了自己的脖子……

  张邦昌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死后被《宋史》列为第一叛臣。与他一同烟消云散的,还有那个短命的“大楚”。“大楚”是宋人的耻辱,后世的史学家们对那一段历史都不愿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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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国没能搭建起伪楚的政治舞台,便对新生的南宋政权产生了兴趣。当时统领金国军队的完颜宗望提出,干脆承认南宋政权,并把宋徽宗赵佶放回去,与南宋和好,但他的主张却遭到了完颜宗翰的坚决反对。完颜宗望深知,这位堂兄弟深得金帝的赏识,如果说服不了他,也就别想让金帝接纳他的建言。因此,他把完颜宗翰约到一个叫“山后草地”的地方,边打球边劝说完颜宗翰放过南宋。可遗憾的是,完颜宗望非但没能说服这位堂兄弟,还因为打完球后用冷水洗澡,竟然搭上了性命。他的丧事刚刚办完,完颜宗翰的军队就越过了淮河,他决心活捉赵构,彻底灭了赵宋王朝。

  面对着金军的威胁,赵构的对策只有一个字:走!他深知自己的军队是抵挡不住金军的进攻的,更害怕自己会像父亲宋徽宗、哥哥宋钦宗那样,成为金国的俘虏。因此,他带领着文武百官,以“南巡”的名义,继续逃亡。可这次逃亡的时间也实在太久了,走走停停,竟然漂泊了十多年。他们先是从建康府跑到宿州,然后经泗州、楚州、镇江、常州、平汇、嘉兴、越州退至明州,金军仍紧追不舍。无奈,赵构只好带着自己的人马,从明州舍陆登舟,流亡东海,在一个叫昌国的小岛上落脚数月,尔后继续南逃,在温州登陆北上,经台州、越州,最终在仁和县(今杭州)止住了逃亡的脚步,并将这个小城升格为“临安府”,把这座当时还很小的县城定为“行在”(天子巡行所到之地)。既然临安府是南宋的京都,为何还说它是“行在”呢?寓意是明确的:皇帝仅是来南巡度假的,有朝一日收复中原,还是要光复旧都的。尽管那是遥远的“白日梦”,他们也愿意把这梦想当作南宋的最高奋斗目标!因为亡国的耻辱,在每一个宋人的心中刻下了太深的伤痕,不洗雪国耻,他们永远都抬不起高贵的头颅!

  伴随着岁月的流逝,金国感到南宋小朝廷对自己构不成什么威胁,加之赵构反复向金国示弱,表示愿意真心服从金国的节制,金国也就没有兴趣再追捕赵构了。他们将军队撤至淮河以北,把淮河以南的地盘留给了南宋,暂时停止了对南宋的敲打。金军北撤之后,南宋终于赢得了喘息的时间。此时的赵构,想抓住历史赐予的机遇,重新描绘南宋王朝的繁华景象。

  南宋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正月,赵构采纳礼部官员的提议,亲自来到临安玉皇山南麓参加耕种,以示对农事的重视。赵构执犁耕田,虽是摆摆样子,但他所制定的许多政策,却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为鼓励农业生产,南宋政府倡导“稻麦两熟制、水旱轮作制、耕耙耖耕作制”;为解决大量北方的流民生活问题,南宋政府规定:给南迁的百姓分配土地,并借贷种子、农具与耕牛,还免除头几年的租税。由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高,对农田都能精耕细作,所以产量很快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以公元1193年为例,南宋当年水稻的亩产量达到了312斤。别小看这个数字,数百年后的1952年,我国的水稻亩产量也只有312斤,而那时南宋尚不足八千万人,地多人少,粮食产量这么高,使得家家户户都囤积了大量余粮。

  农业兴,百业旺。粮食有了保障,就用不着那么多农民都种地了,便有很多人开始从事手工业活动。而这时从北方迁徙来的那些匠人们就成了宝贝,他们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南方人,使南方的手工业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矿冶业以及制茶、造纸、印刷、制盐等行业,都很快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伴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随之兴起,不仅临安到处都有繁荣的市场,就连长江两岸甚至偏僻的乡村都出现了集市。有些商人,还借着商船远航,与外国人做起了生意。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描写临安的街市时说:“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无空虚之屋。高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临安的商店是门挨着门,连一间空屋都没有。而在南宋的其他地方,这种繁华的景象也是随处可见的。据《朝鲜实录》载,当时仅福建的商人就有数千人之多;江浙闽广一带不仅聚集着数万从事外贸生意的商人,而且还有大批被称为“蛮贾蕃商”的外国人,常年在南宋从事经营活动,鼎盛时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与南宋有贸易往来,足见其商贸业是何等的繁荣。

  商业的欣欣向荣,又直接带动了城镇的发展,不仅各地迅速建起了小城镇,临安也很快成为大都市。当时西方最大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10万多人,而临安的人口却超过了150万,且繁华程度举世无双。甚至到了元代初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已经开始衰落的临安时,仍误认为自己是走进了“天城”,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说:“在行在(即临安),矗立着昔日曾统治整个中国南方蛮夷的国王的宫殿,在广阔的大地上,是无与伦比的高贵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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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沂蒙晚报    编辑: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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