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视野下的沂蒙文学

www.langya.cn  琅琊网        发布时间:2018-09-11 11:41:00 论坛

  沂蒙,是一个区别于行政区划的地理内涵,其地域指以沂蒙山区为中心、以今临沂市政区为主体的包括毗邻部分地带的山东省东南部地区。秦朝时,今沂蒙地区隶属琅琊郡,因此也用琅琊代指沂蒙。《尚书·禹贡》记载:“淮沂其乂,蒙羽其艺。”“沂”指沂水,“蒙”指蒙山。这一记载表明,沂沭河流域、蒙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有着自己特色的较为完整的古老文化的区域。几千年来,沂蒙有相对固定的行政区划,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在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有相对固定的表现形态,因而“沂蒙”获得历史的认同。

  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劳动的足迹。在境内发现多处二十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上有使用的文字符号,现沂河和沭河流域发现的近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存,是一、二万年前的人类所创造。商朝时期,这块土地上有郯、莒、费诸方国。周灭商后,临沂地域分属齐、鲁等国。战国时期,域内诸封国先后为齐、楚所兼并,至战国末期,南部属楚,北部属齐。《春秋》载:“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从那时算起,临沂城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汉初,于此置启阳县。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为避景帝刘启讳,更名为开阳县,治所不变。秦统一天下后,在东方设琅琊郡以治之。此时琅琊为秦三十六郡之一,辖五十一县。东汉分藩,易郡为国。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琅琊郡改为琅琊国,治所由东武(址在今山东诸城市城关镇东城子村)徙于莒(今山东莒县城阳镇)。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光武帝的儿子琅琊王刘京到琅琊国的都城莒去“就国”,不久,他上书说王宫中多不便利,请求移到开阳,明帝于是以琅琊国的华、盖、南武阳、厚邱、赣榆五县与东海郡的开阳、临沂交换。从此开阳隶属琅琊,琅琊郡改为琅琊国,开阳县成为琅琊国的都城,“琅琊”也成为临沂之代称。三国时期,琅琊国在曹魏的统治之下。南朝刘宋时,撤销开阳、临沂两县建制,两县原辖境并入即丘县(治所在今临沂市河东区汤河乡故县村北)。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即丘县治西移(遗址在今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办事处古城村),是年,于此置北徐州。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元),改北徐州为沂州,“以州城东临沂水,因此为名。”(《太平寰宇记》语)临沂称“沂州”自此始。隋文帝开皇初年废除了琅琊郡,沿用北周改的名字沂州。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琅琊郡,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沂州,此后再无琅琊郡县的设置。《宋史·地理志》:“沂州:县五,临沂、承、沂水、费、新泰。”《元史·地理志》:“益都路……沂州……领二县:临沂、费县。”《清史稿·地理志》:“山东沂州府,领州一县六:兰山、郯城、费、莒州(即州一)、沂水、蒙阴、日照。”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在沂南县青驼寺成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3年9月改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1945年8月在莒南县大店镇成立山东省政府。新中国建立后,设临沂专署及临沂县,后改专署为行署,再后改行署为市;临沂县改为兰山、河东、罗庄三区。

  我们之所以作了上述分析,主要是探讨沂蒙文学与文学地理的关系。居山、顺河、临海的地理条件,为沂蒙文学提供了赖以产生、延续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重要源地。相对固定的行政区划,促成了这一地域共同的文化结构形态和地域文化特性的趋同。地理环境、山川灵性之气与时代风云相激荡,形成了地域人群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文化性格。长期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在语言、艺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形成了特定形式的文化结构形态。历史上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汇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学文化为主,又兼容道、法、墨、阴阳学派等诸家学派思想在内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思想体系。沂蒙人民既有豁达淳朴的民风、民俗和民情,又有着勇敢坚韧、勤劳善良、忠厚正直的品格;既有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品德,又有着勇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聪慧。从文学地理的角度研究沂蒙文学,各种条件是具备的。

  研究沂蒙文学,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确定沂蒙文学的标准究竟应该以作者的属地为标准,还是以作品所描写的地域风情和地域特色为标准?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确定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地域文学可以研究谁而又不可以研究谁。如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地域文学的特点谈起。地域文学具有地域性和超地域性的特点,具有继承性、延续性的功用价值。文学是人类情感交流的产物,而人类的情感交流,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要受到物质生产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制约。某些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制约,沂蒙地区的人群情感交流,基本上是在沂蒙地域内进行的,这就形成了沂蒙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沂蒙地域人群发生了流动,这就构成了沂蒙地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六朝时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量的沂蒙籍人士流入南方,已经离开原籍,但他们的创作依然带有原籍风土人情、思想观念影响的烙印,带有其本土文化因素,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家乡有着深厚的地域情结,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以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教育后代子孙,其文学依然保持着沂蒙文学质的某些方面的相对稳定性。文学家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一般来讲,成年以前,他们在家乡接受教育。成年以后,他们就会离开家乡,求学、应试、为官等等,寻求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安土重迁”的文学家是很少的,即便是像陶渊明、孟浩然这样的以“隐逸诗人”著称的文学家,也曾有一段时间在外地游历、做官或者求仕,至于像李白、杜甫、苏轼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足迹遍于大江南北,一生都在行走当中。就中国文学史上的多数文学家来讲,迁徙流动往往是其常态,“安土重迁”反而是其异态。所以文学家的“动态分布”也很重要,通过他们的“动态分布”,可以看出他们所接受的异地文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研究沂蒙文学,既包含了本地作者写本地和外地,也包含外地作者写沂蒙。

  沂蒙文学既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普遍性质,又具有地域性的显著特点。沂蒙文学有自己的独立性,丰富的出土文物勾勒了古代沂蒙文化的基本面貌,600多名历史人物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宗教信仰、语言艺术等方面的认同感为沂蒙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依据特定的地理环境、深邃的文化传统和厚重的历史底蕴,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沂蒙文学,可以从历时性、共时性诸方面探讨文学的发生、发展,立体化的展示沂蒙文化的全貌,以更客观、更合理、更准确、更科学地解释沂蒙文学现象,推动沂蒙文学创作、研究的纵深发展。

  沂蒙文学的独立性可以从古代、现代两个大的方面来考察。古代的沂蒙文学表现为四个特点,第一是深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人生、政治的关注,较重的忧患意识及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入世精神,在作品功能上重视礼法,强调政治、道德的教化作用,在审美理想上追求理与情的和谐统一。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后人评曰“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那种急于北伐、兴复蜀汉的建功立业之情,临别与后主的依依惜别之情,情文并茂的艺术特色,深为后人所赞赏。爱国丞相王导,刚毅奋发,以复国为大业,在新亭面对过江诸人思念故国的悲伤和无奈,慷慨激昂的指出:“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陆游《初寒病中有感》写道:“新亭对泣犹稀见,况觅夷吾一辈人”,对此抒发了深深的感慨。再如颜之推散文的代表作《观我生赋》,是颜之推带有自传性的总结生平、反思历史的著名赋作,与庾信《哀江南赋》一起并称为北朝赋史上的“双璧”,也是唯一载于《北齐书·颜之推传》的作品。此赋除正文以外,还有详细的自注,是谢灵运《山居赋》和张渊《观象赋》后第三篇带自注的作品。全文(包括自注)四千四百余字,其题目含义取自《周易·观卦》:“观我生,君子无咎”。这两句前句蒙后省略主语“君子”,“我”指自己的国家;“生”,古代称读书人为生,古语亦称庶民为生,例如,《左传?文公六年》:“时以作事,事以厚生”,据文意,此“生”指庶民(百姓)。“咎”指过失。其意思是说,君子若观察自己国家庶民的生活,对待有关事务就不会有过失。颜之推引《周易·观卦》的前句为题,隐含了后句,给读者留下了思考。《观我生赋》作于北齐刚刚灭亡不久,文章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整篇以作者一生的遭遇为主线进行铺写,既涵盖了萧梁后期的侯景之乱、萧绎灭侯景与定都江陵、西魏攻克江陵、北周灭北齐等诸多社会动荡与国家丧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又融合了自己的人生沉浮,感伤时变与忧嗟身世并举,个人命运和国家兴衰同在。作者努力挖掘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对历史的变迁进行深刻反思,隐含了“君子有咎”的深刻寓意。忧国忧民,强烈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不单单表现在文学作品上,而且付诸实际行动也不乏其人,如民族英雄左宝贵;战争年代“百万人民拥军支前,10万英烈血洒疆场”,人民为抗击外来侵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沂蒙被誉为红色的沃土而载入史册。

  第二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开拓性。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追求“新变”,就意味着不沿袭旧的形式、题材、风格,而要不断演革变化,力求创造具有新鲜特点和个性特征的作品。沂蒙文人有极强的开拓精神,不断创新。刘勰的《文心雕龙》总结了自先秦、两汉至齐梁以来的创作经验,建立起完整、严密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部辉煌的巨著。鲍照为七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变句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内容上也突破了只写征夫思妇的局限。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可谓炉火纯青,被称为“书圣”,而他的著名散文《兰亭集序》,又开创了“宴集诗序”文体的先河。萧统编选的《文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被人们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融精通声律,在“永明体”的创作中有重要的作用。《梁书·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南史·陆厥传》说:“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声律论形成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钟嵘《诗品序》言及此事时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对王融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南朝齐目录学家王俭,撰写《七志》40篇,其中的《图谱志》突破了刘歆收书不收图的旧例,接着又撰成《宋元徽四部书目》,这是我国目录学的早期重要著作。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说:“齐初,臣僚如褚渊、王僧虔之流,虽精文学,然集其大成者,惟王俭”,一语概括了王俭在齐初文坛中的地位。萧纲的文学观念,也有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他的文论,散见于各篇书信,一是重视文学与个人生活体验的关系及抒情特征,二是反对宗经复古,三是提倡雅俗结合。有“一代文宗”之称的徐陵,年轻时与其父徐摛一起出入于萧纲门下,为宫体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编撰的《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陈书》徐陵本传记载,“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其父徐摛在文学创作方面也颇有成就,《梁书·徐摛传》记载,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本”。“摛文体既别,春坊(太子东宫)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沂蒙文人以其奇特的独创精神,在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

  第三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融合性。中国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而使各分合时期文学呈现出不同特色。魏晋六朝特别是永嘉年间,晋室南渡,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中国南北长期对峙。北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与南朝大不相同,受其影响,南北方文学差别很大。而这一时期的沂蒙文化名人,有的集体南渡,有的举家北迁,但因为青少年时代深受沂蒙文化的熏陶,即使南奔北跑,其作品仍秉承沂蒙文化的余绪,再加上勤奋学习当地文化,成为一代有影响的文学家。如许多文化名人将南方文化的细腻、清新与北方文化的粗犷、豪爽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文风。诸葛亮13岁远离故乡,当蜀国文坛荒凉之时,诸葛亮却以独特的风格大放异彩,他的《出师表》、《诫子书》虽写于南方,但其质朴坦率的风格,却充分体现出沂蒙乡风对他的深刻影响。王羲之的书法兴趣培养于沂蒙,当王氏家族南渡时,他们将兴起于北方的书法热潮带到南方,推动了南方的习书热潮,促进了书法这一传统艺术的发展。兰陵萧氏,自西汉萧望之以后,就是沂蒙地区著名的文化望族之一,后迁南兰陵(今江苏武进县),齐、梁的两朝开国皇帝皆是其后世子孙,也是融合南北文学的重要人物。如萧衍即是一位有影响的书法家、文学家,其子萧纲是有名的文学家。其他如何逊、颜延之、徐陵等,在文学创作方面都颇有成就,尽管他们已经离开原籍,但其文学创作依然保持着沂蒙文学质的某些方面的相对稳定性,即对社会、现实、人生、政治的关注,较重的忧患意识及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入世精神。

  第四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丰富性。沂蒙文人创作,文体种类齐备,在各个领域都有较大的成就。古代诗歌方面,鲍照、颜延之、何逊、徐陵、王褒、公鼐等人,均有佳作问世。颜延之是“元嘉三大家”之一,何逊极受杜甫推崇,杜甫曾言“颇学阴何苦用心”,王褒与庾信齐名。在散文方面,诸葛亮、王羲之、鲍照等也成就卓越,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曾被刘勰誉为“表之精英”。文学理论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以体大思精而著名。史学方面,臧荣绪曾著《晋书》110卷,唐房玄龄等修《晋书》即以它为主要依据。小说方面,颜之推曾著志怪小说《冤魂志》,该书含有惩恶扬善的教育意义,有较大的思想价值。

  总的来看,古代沂蒙文学带有其本土文化因素,带有原籍风土人情、思想观念影响的烙印,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背景,有浓郁的自然特色,在中国文学史上独占一席。

  八百里沂蒙,山川秀丽,英才辈出,错综复杂的地貌结构形态,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积淀,悲壮恢宏的革命斗争洗礼,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文学创作,构成了现代沂蒙文学独具一格的特征。从内容上来看,现代沂蒙文学主要是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的英勇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沂蒙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歌咏了伟大的沂蒙精神。从艺术上看,依然继承了沂蒙基因,突出表现了沂蒙风貌和地域风采。

  建国初期,王安友的长篇小说《战斗在沂蒙山区》、《李二嫂改嫁》,左太传的《山中猎手》等优秀作品,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特别是《李二嫂改嫁》,它来之于当时沂蒙农村的真实生活,作者没有刻意的雕琢,而是用朴实的笔调,描写了1947年鲁中南解放区农村年轻寡妇李二嫂,爱上了本村农民张小六,受到旧的习惯势力的嘲讽和婆婆“天不怕”及部分村民的阻挠。经妇女会主任等人的支持,李二嫂冲破旧的习惯势力阻挠,终于改嫁,与小六结为终身伴侣。李二嫂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典型形象,具有很强的文化厚度和审美价值。剧中所有的人物和情节均围绕着“改嫁”这个中心展开,改嫁的实质就 是改变封建伦理观念,改变现状,改变人生,是人的解放,是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 以人为本” 的思想,是对人的本质,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李二嫂改嫁》的灵魂。受几千年封建枷锁的影响,如果没有解放,“改嫁”是没人提倡也不敢做的,解放初期,数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仍在群众中根深蒂固。在这种背景下,《李二嫂改嫁》对当时农村妇女冲破封建的束缚去争取婚姻自主,有着强烈的感召力和推动作用。1952年上映的电影《南征北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摄制的第一部优秀的战争片,与《地雷战》、《地道战》并称“三战”。影片场面宏大、气势磅礴,故事情节取材于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战场的若干次战斗,将山东战场两年的战事浓缩在一两次战役里,大部分情节类似于发生在沂蒙的孟良崮战役,如张军长明显是影射张灵甫。电影以恢宏的巨大场面,形象地体现出人民解放军运动战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歌颂了人民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突现了沂蒙人民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山区涌现出一个伟大的女性群体,她们送子参军、送夫支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护八路军伤病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谱写了一曲曲血乳交融的军民鱼水情的颂歌,被人们誉为“沂蒙红嫂”、“沂蒙母亲”和“沂蒙六姐妹”。1941年冬,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马牧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八路军一名小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聋哑妇女明德英机智地将他救下,为他包扎伤口,并用自己的乳汁实施救护,与丈夫李开田一起精心照料,使其康复归队。明德英成为被公认的沂蒙红嫂的原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作家刘知侠据此写成小说《红嫂》,后又编成京剧《红云岗》、舞剧《沂蒙颂》,并拍成电影。这一连串的艺术作品,渗透着沂蒙基因,宣传了沂蒙和沂蒙精神,小说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随着红嫂这一形象的熠熠闪光,沂蒙文学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文革结束后,人们的思想大解放,焕发出了巨大的创作动力,沂蒙文学可谓是新作迭出,相继出版了一批反映沂蒙特色的作品。王火先生的长篇纪实小说《外国八路》,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德国共产党员、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不畏艰险,深入沂蒙山区采访而献身的故事,展示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汉斯·希伯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革命生涯及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外国八路》被译成英、德、法、西班牙、阿拉伯五种文字,后来又拍成电视剧,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这位外国八路。长篇小说《战争和人》曾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作品以主人公童霜威、童家霆父子在抗战全过程中的飘泊行踪为线索,表现了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抗日胜利、内战迫在眉睫这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生活,人物的行踪遍布沦陷区和解放区以外的大半个中国,作品具有突出的史诗结构和鲜明的史诗风格。

  临沂籍作家王兆军在当代沂蒙作家中是最具批判精神的,成名作《拂晓前的葬礼》是对农民文化的集中批判,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内容主要写知青王晓云离开大苇塘村8年后,以大学生的身份重访5年前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追忆自己下乡插队到返城这一期间的生活和感情经历。小说以沂蒙农村为背景,以现实主义手法动态地塑造了田家祥、吕锋、田永顺等一批农民形象,展现了王晓云的思想感情变化、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面貌和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赋予这些形象以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从作品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来看,它几乎展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精神面貌和社会大变革时期农村生活的变迁,表达了作者对农民和知青问题的思考。

  被称为沂源乡土作家和“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刘玉堂,以沂蒙山作为自己毕生的写作根据地,著有长篇小说《乡村温柔》、《尴尬大全》,中篇集《最后一个生产队》、《温柔之乡》、《自家人》,短篇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滑坡》、《你无法真实》、《山里山外》、《福地》,随笔集《玉堂闲话》、《我们的长处或优点》、《戏里戏外》等。他的作品大都以沂蒙农村为背景,“原汁原味”的真实地反映了沂蒙人的生存状态,反映了沂蒙山人的淳朴、憨厚、可爱、坚韧和温情。沂蒙方言的运用是刘玉堂小说最大的魅力之一,他熟谙农民的语言,小说中的语言轻松、幽默,这种乡味十足、率性而行的话语方式,被一些媒体称为“玉堂牌”。

  著名实力派作家赵德发是莒南人,他立足沂蒙,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出道以来立足于泥土的朴素与真诚,作品对沂蒙文化底蕴的揭示有着独到的功力和新鲜的视角。其成名作《通腿儿》,紧紧围绕“通腿儿”这一沂蒙山习俗展开,讲诉五十多年的情感故事、乡土风情和革命历史,以两个男人的“通腿儿”开头,层层铺开,段段推进,最后以两个女人的“通腿儿”结束。悲壮的结局,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回味和思考。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选择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切入,这个取材角度非常独特。二十世纪是传统社会向现化社会的过渡,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也就是几千年的生活模式和劳动模式的重大转折的过程。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出发,写出了对普通农民、普通劳动者平凡命运的关注和关怀,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美德。作者多年来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原创小说的创作,用作品展示其存在形态,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双手合十》、《君子梦》、《乾道坤道》及新作《白老虎》,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极大反响,被誉为“赵德发现象”。

  在沂蒙文坛上,创作丰硕的还有张铁民先生。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张铁民先生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万字三卷本的《铁民自选集》,充满了对沂蒙的喜爱,无不打上了沂蒙的烙印。在散文、韵文卷,一篇篇激情洋溢的文章,是作者热爱沂蒙的感情的流淌。《唱唱家乡沂蒙山》、《沂蒙山,滚烫的热土》、《沂河颂歌》、《沂河的胸怀》、《春到沂蒙》、《风流潇洒沂蒙山》、《沂蒙之光》、《祖国母亲,沂蒙儿女与您同行》等,题目已令人为之一振,内容更是文辞优美,激情洋溢,沁人心脾。如“滔滔沂河水,秀水扬清波,一泓浓浓的深情,千年万年永不涸。黑夜里,你清冽的流水冲走心头的愁苦;曙光里,你淙淙潺潺传颂解放的欢乐;月光下,你伴着老石碾奏起支前的乐曲;村口上,你高歌欢送参军的情哥哥”,朗朗上口,意境鲜明,意蕴丰富,有着历史的深沉感。

  从题材上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张铁民先生将艺术与生活融在一起,作品内容高雅而丰富。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历史题材,如描写算圣刘洪的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算圣》及长篇历史小说《算圣传奇》,历史剧《道同》、《王祥卧鱼》、《少年车胤》等,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在一起,鞭挞假恶丑,颂扬真善美,使古老的题材焕发出现代的青春活力。珠算的发明,使人们的计算能力产生了一次飞跃,但其发明者,以前有不同的说法。经过考证,当属刘洪。沂南北寨汉墓的壁画中,已有算盘的雏形。东汉魏人徐岳所著的《数术记遗》一书中说:“刘会稽,博学多闻,偏于数学……隶首注术,仍有多种,其一珠算。”徐岳所说的刘会稽就是刘洪。刘洪,蒙阴县人,蒙阴是珠算的故乡,刘洪是珠算之父,被尊为“算圣”,有人赞誉珠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刘洪为沂蒙乃至中国赢得了举世无双的声誉。铁民先生深挖了刘洪这既是地方题材又是历史题材的内涵,将历史与现实作了贯通式的思考,创作出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算圣》及长篇历史小说《算圣传奇》,升华了刘洪的艺术境界,不但使算盘发明者的争议有了定论,又颂扬了刘洪的敢于担当与廉洁正气,其意义十分巨大。《王祥卧鱼》提炼传统文化的精髓,将传统的孝道进行了升华,推进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道同》扬善惩恶,与现代反腐倡廉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沂蒙是革命老区,当年420万人口,有13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先烈牺牲战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共存的贡献。张铁民先生作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突出了沂蒙得天独厚的现代革命题材,如描写罗荣桓将军的京剧《将军与马夫》,故事《罗政委和神马先生》等,再现了罗荣桓将军的英勇善战精神以及敬民爱民的鱼水之情。改革开放以来,沂蒙人民发扬沂蒙精神,勇于担当、大义忠诚、敢为人先,干事创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谱写出了新的篇章。张铁民先生抓住了这一特点,其作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反映改革开放的题材,如现代戏曲《彩石峪》、《银杏树下》、《沂蒙霜叶红》等。《沂蒙霜叶红》描写了沂蒙山区枫树坡村,原来为断绝水患,建旱涝保收高产田,修筑岚山水库大坝,抛家舍业第一次搬迁。后来因为新修铁路的安全,岚山水库大坝需要加高,刚建好的新家需要第二次搬迁。搬还是不搬,作者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田奶奶、叶婶等人物形象,并匠心独运,剧中加入了当年为革命牺牲的王连长等情节,深沉的历史感与激情澎湃的现代改革相融合,并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再现了沂蒙人民无私奉献的境界,将看起来是一般社会生活的题材,使其具有了撼人心魄的感人力量。

  语言是文章的血肉。张铁民先生作品的语言是丰满的,散发出浓厚的沂蒙乡土气息。如“四个碟子喝酒,没人理你这块咸菜”,“一个锅里摸勺子,谁家没有磕磕绊绊的”,“搬到平地里不成了掐了爪子的蚂蚱”等,通俗亲和,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张铁民先生是临沂市郯城县人。郯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于鲁,鲁昭公设宴招待,酒席上,郯子谈起中原的历史典故如数家珍,但这些文化在中原已经失传,故连鲁国国君也要向郯子请教,孔子闻讯特意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据《孔子家语》载:“孔子之郯,遭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甚亲,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以送先生。’”“郯子朝鲁”、“孔子师郯子”,这些事情在价值观念、道德理想、行为方式等各个层面对郯城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铁民先生的成功也是在这些传统文化及精神的影响下取得的。其作品的内容是沂蒙社会的缩影,沂蒙文学地理特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八百里沂蒙,北负泰岱,南俯徐淮,东濒黄海,西临兖济,群山环抱,峰峦叠翠,沂水拖蓝,碧波荡漾,这优美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人才,独特的地理和社会环境,赋予沂蒙人民勤劳、智慧、善良、勇敢的优秀品质。勤劳而又充满智慧的沂蒙人民,创造了具有沂蒙地理基因的灿烂文化。人们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句句皆血”,王安石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沂蒙文学创作也是这样。时势造英雄,但时势不会惠顾任何一个平庸之辈,只会惠顾善于勤奋努力的佼佼者。一个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再好,天资禀赋再高,如果个人不努力,也难以成才。梅花香自苦寒来,刀剑锋从磨砺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沂蒙山区的人民,素有吃苦耐劳的传统,他们靠勤奋努力,才获得成功。如王羲之、王献书法的苦练,史学家王韶之“家贫好学,常三日绝粮而执卷不辍”,刘勰笃志好学,精研经史百家著作和历代文学作品,完成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沂蒙作家浸润着特殊地理环境的恩泽,延续了沂蒙先人拼搏奋斗、勤奋努力的优良传统,才有了辉煌的成就,才有了今天的成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沂蒙文学不仅仅属于沂蒙,而是突破了地域界限,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民族性的精华值得我们不断探讨与进一步研究,从而谱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鲁南古城秀,琅琊名士多。在众多的沂蒙作家中,我们选了有代表性的少数作者,意在窥一斑知全貌,通过这些作家、作品,展现文学地理的魅力。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古老民族的心灵在历史峡谷中的呼唤。它把“过去的世界”凝定在了文字语言之中,既是一种文化生命信息的不断传递,同时把那个世界所携带的精神,也具象化为生动的生命形象,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文学的发展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完成的。文化是一个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魅力之源。一个民族和地区的强弱,最终取决于这个民族和这个地区的文化兴衰。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构建文化新体系。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挖掘开发特色文化。正如习近平同志多年前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所说:“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习近平同志论述了研究浙江文化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也可借鉴为研究文学地理视野下沂蒙文学的目的和意义。2014年2月24日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又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这些一系列的重要论述,虽然是针对全国作出的指示,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文学地理学指明了方向。

  选自《文学地理视野下的沂蒙文学研究》 徐玉如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有删节


来源:琅琊新闻网  编辑:张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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