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蒙之地

www.langya.cn  琅琊网        发布时间:2018-09-17 15:01:00 论坛

  一

  我的发蒙之地是馆里小学驻北邱庄教学点。这个名称不存在于任何一块指示牌上,也不存在于任何官方和非官方的文字记载中。但经验告诉我,印刻于实物之上的东西,往往是靠不住的,它们依附于那些看似能够传世的物件之上,却总是被风沙率先磨去,最终归于虚无。

  幸好,这个教学点自打建设伊始就没有怀揣永垂不朽的野心。它作为我们人生中某次小小的过渡之物而存在,我们渡过了它,它就顷刻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作为再无与知识有所瓜葛的一处场所,像一位落幕的英雄或完成繁衍大任的祖父,它自觉地退至时光的背后,目送我们从它的身体里涌出来,然后渐行渐远。

  现在,当我以一名乡村教师以及它目送离去的最后一批孩子中的一个的身份,重新审视它的时候,它正在面临自行垮塌和人为推倒的双重危机。多少年了,作为一所荒废已久的教学点,我们虽然忽略了它,但时光却终未饶恕它。

  我所探听到的消息是,教学点若不能在年底之前自行坍塌,我的一位族兄将会在之后成为它生命的终结者。族兄当年受蒙入学就是在这所教学点,多少年后,他手执一张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掌握了这所教学点的命运,他要在这里施展出自己的所知所能,完成自己的养猪大业。雄心勃勃的他要将这里拆成废墟,然后再在废墟之上建设一所朝气蓬勃的养猪场。

  在教学点撤销之后的20多年里,这不是它第一次遭受这样的厄运。20多年中,它先后被三次改做他用,成为居民房、煤炭厂和养鸡场,但无论是居民房、煤炭厂还是养鸡场,在村人心里,它们都只是暂时占据了教学点,而教学点始终是教学点,只要它还矗立在那个方位,方言里就值得为它预留一席之地。但这次不同了,这次,我的族兄一定要将它赶尽杀绝,先破后立。

  面对教学点,我愿重复一遍当初设立教学点的原因、过程及最终的命运:作为本地唯一的小学,坐落于管理区治地的馆里小学离我们村太远,初入学的孩子年幼,上学放学途中,危险系数过高,我村老村长找学校校长商定,本村出地出工出砖出瓦,学校则派出一名教师,就在我村的村头设立北邱庄教学点。教学点只设一年级,在总共运行了5年零3个月之后,被不明不白地撤并。

  作为最后那一届13个学生中的一员,我在教学点的学生生涯正是整个教学点生涯中的那个零头:三个月。也就是说,在本村的教学点就读,我的最高学历只达到了一年级,而且还是肄业生。后来我们那一批学生被管理区的馆里小学接纳,直接升入二年级,像自母亲的腹中就营养不良的怪胎,我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给我们争取到的那一点可怜的考试分数,像一条小尾巴一样,集中排在全班同学的后半部分,而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教学点送出的唯一一届“残次品”。

  “残次品”的身份以自卑的形式伴随了我20余年。20多年后,我在本县另一座乡镇的乡村小学开始了教书育人的历程,初到学校,领导安排我担任一年级语文教师,我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将我的学生也教成一个个自卑的“残次品”。

  二

  现在,让我单纯地凭借记忆来拼凑乃至还原20多年前的北邱庄教学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心理学告诉我,对一种事物的记忆之所以历久弥新,往往是因为在初始的记忆中,存在一种对这一事物热烈、独特以至于持久的感情加以支撑。很惭愧,长久以来我对教学点都缺乏这种感情。

  此刻,当我想要用文字来回顾教学点的时候,我不得不回到北邱庄,采用借助实物的方式,以一个不伦不类的观察者的身份,擦去或修补时光对它的打磨和撕咬,进而尽可能地使之溯回到它的本来面目。我擦拭它的时候,它的陈旧和落魄让我忍不住数次停顿下来,就像躺在一本旧书里的神秘符号和一个人衰老的躯体上那些醒目的疤痕,我需要透过它们参破教学点被时光据为己有的日子里的遭遇。

  如果我的目光具有一种修复的功能,你就会看见,那些因时光的冲刷而堆积于墙面和地面相会处的泥沙,重新回到了墙壁之上;窗户上的蜘蛛网被蜘蛛收回体内,而蜘蛛则会退回到母胎之中;我将以一个一年级小学生的身份夺门而入,心安理得地坐到教室后面的某个角落里。这时候,我的老师将会夹裹着秋风而来,他站在讲台之上的时候,地面上的尘埃和我们构成相反的状态:借着从窗户外流进来的阳光,我们能看见,尘埃在升腾和奔跑,而我们却已安静下来,笔直的身板和桌面构成了近乎完美的直角,与小板凳达成一种受力平衡的状态。

  小板凳是从家里带过来的。教学点的硬件设施跟不上,能将就的就将就一点。因此,那时候,我们上学放学,用双手抱在胸前的,就是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小板凳。我们所用的课桌也是就地取材——在教室里垒上几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放置几块建造房屋用的水泥板,不但节约了教育资金,而且还结实耐用。

  窗户被人用硬纸板和图钉堵住了,我没法看到教室现在的面貌,因此,我对它的修复,只能是始于想象和终于想象。那些水泥板如果还陈列在教室里,我就能想象得到,我涂抹在它们身上的唾沫、鼻涕以及被它咬住臂膀吸进体内的血液一定都还在。我还能想象得到,每块水泥板上那三个油腻、光滑的阴影也一定还在——那是教学点存在的5年零3个月以来,我们村数十个孩子的阴影。那些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三人一桌地被安排在水泥板上,日复一日,我们脏兮兮的脸蛋、手指、胳膊和肚皮在靠近我们身体的水泥板桌面上摩擦,把水泥板上那些不平整的地方依次打磨,就像老师用课本、作业、练习本打磨着有棱有角的我们。当我们终于将那些水泥板磨成一件可以模糊地映照出我们面孔的镜面的时候,教学点作为教育工具而非建筑作品的使命刚好寿终正寝。

  三

  教学点只有一位老师。老师姓黄,家住邻村,和我的外祖父同庄同姓同族,按照辈分论,他得给我母亲叫姑姑,而我和他的关系,则是表兄弟。

  我未入学前,经常跟着母亲到邻村走娘家。这位表哥和我母亲的年龄相差不大,但他却对我母亲毕恭毕敬,打老远看见了,就得老老实实叫一声姑姑。同样,遇到他,我也不得不叫他一声表哥。那时候,他是和和气气的,无论说不说话,脸上都隐隐挂着温和的笑。我喜欢看这位表哥阳光味道的脸庞,在心里,我觉得和他很亲近。

  入学后,表哥成了老师,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他忽然就收敛了笑脸,面孔之上常常是冷若冰霜。这个样子的他,又让我有些微微的惧怕。

  作为一名被小学发配到教学点的教师,黄老师是称职的。至少,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未因农事和其它事情耽误我们一节课,而在当时,教师旷课、学生放羊的场景其实是随处可见的。

  黄老师写的板书很好看。在我们眼中,他像是一个变戏法的艺人,只需手捏一小截短短的粉笔头,那些比印在课本上还要端庄漂亮的汉字和拼音字母,就从黑板上窜了出来,似乎那些汉字和字母原本就躺在那里,黄老师只不过是轻轻念了一声咒语,它们就奉命而出。黄老师读的课文很好听。他不用普通话,也不用方言,他用的是普通话夹杂方言,方言勾连着普通话的腔调。这样的腔调就像是一只蜻蜓,在我们的教室里蹁跹,在我们的耳蜗里起舞,最后又贴紧了我们的喉舌,修正着我们对于课文的感悟。数年以后,我才明白,这是黄老师普通话蹩脚的体现。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明白,黄老师蹩脚的普通话恰恰更适合我们那群被方言浸泡已久的孩子。我们从方言深处出发,经由他的嗓音,窥见了普通话的奥妙。

  我当然也恨过他。那是在他罚了我的站和打了我屁股的时候。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可等不了那么久,我只等到放学之后教学点的人走光了,就开始实施复仇计划,而我复仇的地点,就是教学点墙外百十米处的地瓜田。那块地是黄老师的,中午或下午放学之后,我常会看见黄老师站在那块地里锄草,蹲在那块地里顺秧。黄老师惩罚我,那我就惩罚他的庄稼。我猫手猫脚地来到地瓜田里,咬紧牙关将瓜秧用力向上一扯,肥硕的地瓜蛋子就随着秧苗破土而出。接下来,我得把秧苗拧断,把地瓜蛋子抱到不远处的河沟里,用枯木架火烤熟,安慰一下肚子里的馋虫。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教学点和黄老师打招呼的声音。我惊恐万分,夺路而逃,地瓜像皮球一样从我怀中滚出来,钻入了浓密的秧苗之下。一连几天,我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我害怕黄老师忽然喊到我的名字,把我拎进他的办公室。然而,直到冬天教学点解散的时候,让我恐惧的场景也没有降临。

  此后好多年,我都没有再见过黄老师。只是从亲人们口中零星地得知,他生了病,身体骨垮了,至于什么病,大家要不然是不清楚,要不然就是讳莫如深。

  最后一次遇见他是在外祖母的葬礼之上。辞灵的时候,他是跪棚贤孙中的一员,作为同辈人,我得向他作揖,他需向我回礼。在我的记忆里,黄老师长得英俊、高大,而我眼前的黄老师一副邋遢的样子,他的手扶着他的腰,他的腰弯在半空中,怎么直都直不起来。

  四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仇人是在教学点出现的。他叫黄加一,坐在我左前方的位置上。

  我曾在一首诗里写过他,在那首诗里,我把与他之间的恩怨推迟到小学四年级。我之所以要这样写,只是执意想把仇恨推迟,不想让人看到人性的丑和恶在我的心中过早地萌芽。

  黄加一身材不高,脸上肉嘟嘟的,一副婴儿肥的样子。他力气虽小,却能称雄整个教学点。我们并非是在畏惧他,我们畏惧的是他的父亲。他父亲在村委会占据一席之地,说话颇有几分分量,村里人都惧怕他。从村庄权利划分上来看,他无疑是我们村的“贵族”。而上一代的权利结构,无形当中也渗透到了我们这代人身上。黄加一继承了他父亲的权术,用自己淘汰下来的橡皮和铅笔头收服了三个小马仔,他们分别是尹三强、赵远亮和李豆豆。他带着他的马仔横行教学点,从未有人对他的权威提出过质疑,就连人高马壮的张晨刚看见他,也尽量避而远之。

  在教学点的那段时光里,黄加一成了我绕不过去的梦魇。我恨他把抢我的三颗玻璃球分别送给了他的那三个小马仔,尽管那三颗玻璃球也是我从表妹手里抢来的。我恨他把从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捉来的五只毛毛虫放进了我的文具盒里,并趁机拿走了母亲刚给我买的铅笔和橡皮。我恨他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将我的语文课本偷偷撕下一页,把它折成了飞机,并把飞机放逐到院外的麦地里,而我却以一个看客的身份仰着头目视着它像一只大雁般越飞越远。我记得那张纸上印刷着一篇叫作《秋天来了》的课文,当老师一遍遍领读“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片片黄叶从树上落下来,一群大雁往南飞……”的时候,我的脑中浮现的是那架纸飞机飞翔的状态。

  我恨他的还不只是这些。我还恨他的“沾花惹草”。在教学点里,我恨他不但稀罕班花杨敏,还稀罕我稀罕的卢丽丽。上课的时候,卢丽丽是我的同桌;不上课的时候,我们玩过家家,玩过家家的时候,卢丽丽是我的新婚妻子。我喜欢她把捏成饼状的泥巴用碎玻璃片切出一片,仰着头微笑着把它送到我嘴边的动作;我喜欢我们两个趁着老师不注意,爬过院墙在庄稼地里追蜻蜓、赶蚂蚱的快乐;我喜欢偶尔吹进院子里的一阵风,喜欢那阵风在吹过卢丽丽之后,紧接着又吹过了我。而黄加一的存在,让我喜欢的那些“喜欢”显得岌岌可危,他让我整日忧心忡忡,生怕卢丽丽将我和黄加一的身份在她的心中互换。

  我将我的仇恨以及忐忑不安交给了文字,一如现在。无数次,趁着四外无人,我用从黄老师的讲桌里偷来的白色粉笔在我们村任何一面稍微平整的墙壁上写下我的诅咒,那些雪花一样的咒语紧贴着墙面,显得醒目而有力。墙面之上,黄加一和他的十八代祖宗,以及他们世代繁衍的秘密,被我复习了一遍又一遍。那些缺胳膊断腿的汉字里,偶尔也会夹杂着一些诸如圆圈、箭头似的奇怪符号,作为一年级的小学生,很多字我还不认识,我只能借助这样的符号来执行对黄加一的审判。

  最后一次在墙壁上对黄加一进行诅咒的时候,我被黄加一抓个正着。黄加一和他的小跟班一人在我屁股上踢了两脚之后,将我扭送到教室里。当着全体同学的面,黄老师又在我屁股上补了两脚。我不在乎全班同学,我在乎的是我的同桌卢丽丽,我在乎的是卢丽丽全程目睹了老师踢出的那两脚:抬腿、瞄准、投射,扑通,扑通,随着目标被击中,我和卢丽丽维持了好几个星期的“夫妻”缘分走到了尽头。

  造化弄人。许多年之后,我对黄加一的仇恨因时光的蒸煮而消散,我们成了偶尔联系的哥们。有一年春天,他突然打电话过来,邀请我回村参加他的婚礼。他牵着新娘的手走进了婚礼现场,尽管隔着厚厚的脂粉和20多年的时光,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没错,是卢丽丽,是我的同桌卢丽丽,是我20多年前过家家时的新婚妻子卢丽丽。卢丽丽一袭白色婚纱,无比端庄地和黄加一站在一起,幸福和感动充盈着她左边美丽的眼睛和右边温柔的眼睛,一如多年以前。只不过,隔了多年的时光,她终于在心里把我和黄加一的位置进行了对换。

  造化接着弄人。前年春天,黄加一跟着他的亲戚去省城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在摩天大厦的脚手架上,立足未稳的他就像是那架他用我的课本折成的纸飞机一样,摇摇晃晃地从高处飘了下来。

  黄加一,我的同学、哥们和曾经的仇人。当我以文字的方式再一次回顾他的时候,我的心里不仅仅是怜悯和悲痛。没来由的,我忽然想再恨他一次。

  我恨他。我恨他让我们村的土地,又结出了一个毒瘤似的疙瘩。

  我恨他。我恨他残忍地让两个孩子,成了孤儿。

  我恨他。我恨他让我的“妻子”卢丽丽,成了寡妇。

  五

  我是在村委会的杂物室里看到那口钟的。

  阴暗、潮湿的杂物室里,淘汰的门窗、栅栏、电话机、电表盒以及五花八门的纸张,杂乱无章地堆在那里。因为久未有人光顾,杂物之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那些沉睡的尘土,也散发着霉烂的味道。如果能有哈扎尔人捕梦和释梦的本领,你一定能够看到,它们的梦也在发霉,尽管它们在梦里置身于阳光之中。

  那口钟就隐藏在这些尘土的躯体里。它像是一位遁世者甚至厌世者,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开始拒绝鸣唱。

  那口钟先前不是这样的。20多年前,教学点还没有撤销的时候,它是作为实用器具悬挂在教学点院落里的那棵老榆树脖子上的。虽然山高皇帝远,主管教学点的馆里小学的校领导很少来此督查上课情况,但黄老师却对上下课一丝不苟,严格按照上级小学的标准行事。黄老师办公室桌子上端放着一座挂钟,时间一到,他就大跨步走到老榆树下,用平时斜靠在树根部的小铁锤敲响那口铁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钟声和教学点之间是可以划等于号的。在本地,除了教学点,任何人家都不可能敲钟为号。那些好听的钟声缠绕于北邱庄的上空,本地人已经将它视为村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便你是外来人,循着声音的路径,你也可以很轻易地找到那所毫不起眼的教学点。

  隔着密密麻麻的旧时光,在村委会的储藏室,我用手指敲碰那口铁钟,却发现,除了搅动了一些依附于它身上的尘埃,它没有给我一丝回应。而在20多年前,作为北邱庄教学点一年级肄业生的我们,正是在它的祝福声中离开教学点,像水滴一样跳入人生的江河,并被江河隐藏了起来。

  刘星元


来源:临沂日报  编辑:田万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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