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居楼上恰四十年也

www.langya.cn  琅琊网        发布时间:2018-09-17 15:00:00 论坛

  1682年或1683年的一天,是她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她要下一个关乎一生的决断——未婚夫宋三立因病去世了。消息传来时,她是否有撕心裂肺的失去心爱之人的悲伤,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知道,内心里曾经幻想过的未来生活,从此不再了。

  她是谁?民国五年(1916年)所修《临沂县志》的《贞孝》卷中,有她的“传记”,不计标点,正好125字:“赵氏,邑庠生淑颐女,许字宋念祖之子三立,未嫁而三立没……”有姓而无名。依据传记中“寿七十一岁,乾隆三年(1739年)合葬祖茔”一语推算,她生于1668年。可未婚夫病亡时,她年龄若何,未有记载,也只好推测了。宋庆华在《向城鄫城后村宋赵氏节孝坊》一文中,引用的清道光年间《琅琊宋氏家谱》中,也载有她的“小传”《赵孺人节孝传》,与县志所记相比,内容稍多,但也未有她未婚夫病故时,年龄几何的记载。据此小传,宋三立“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员,十六将议婚,忽遘疾而卒”。依此推算,她时年当小于16。又据赵氏闻听未婚夫病亡,发誓为其守志,消息报知尚在河北肃安任县令的宋念祖时,宋曰“此美事,恐非年幼所能”一语推测,赵氏当年龄尚小,因为古语“年幼”指0至10岁的孩子。再据旧时习俗,男女议婚,年龄相差多在二三岁之间,考虑到宋三立原本“十六将议婚”,所以,赵氏当时的年龄当在十四五岁之间。

  读《临沂县志》《贞孝卷》,如赵氏一般,因贞孝而入志的有姓无名的女子,还有很多,如姜氏女,16岁即嫁予王善全为妻,到19岁时王去逝,姜氏为夫守节,并含辛茹苦,为王家操劳。这也是中国旧史书的一大特色,对许多人物,有时还不限于女性,只记其事而对姓名来历,不着一词,更不问其何以如此。即便是亚圣孟轲的母亲,也是如此,只记其母仉氏,可这位伟大的母亲,是何方人士,是否受过教育,又何以有“环境即教育”这样的教育理念,等等,均不得而知。这大约是中国著史的原则,只记对后人有教谕意义的事迹,而不论做那事功的人物,更不问其何以如此,此即谓见事不见人。人,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由此可知。

  当然,对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赵氏来说,这些都不是她要想的问题。摆在她面前的,是:我该怎么办?

  她与宋三立订婚,完全是父亲的决定。父亲是县学的秀才,识书知礼,深受乡里尊敬。父亲为她选定的郎君,自然也是读书明礼之人。从赵氏的“小传”知道,赵家世居晒米城村,属今卞庄镇。宋家则在贾庄乡长新桥村,两地相距约有10公里,且并无姻亲关系,倘有,赵氏传记中必着笔墨的。由此推测,赵氏与宋三立虽已订婚,但婚前可能并未见过一面。这一点,她没有晚她80年出生,相距约千里的南京女子陈芸那样的幸运,因为舅表亲的关系,陈芸在少女时代就见过表弟沈三白,且在订婚之后,还可见面,以至闹出一个“星夜哺粥”的笑谈。赵氏对于她的未婚夫,相貌如何,脾性怎样,极可能并无直观的印象。

  但她必定是听到过关于宋家及宋三立的传闻的。宋念祖是明朝以“忠孝”闻名的宋鸣梧之孙,如今虽已改朝换代,但他当时正在外地为官。这样的人家,在当地自然是显赫之家,而他的儿子宋三立,“总角能文,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员。”可谓少年天才,自然也是名闻远近。赵家能与这样的人家攀上姻缘,赵氏能嫁得这样的才俊,必定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但现在,人未嫁,夫已亡,该如何是好?

  她终于做出了自己的决断:“誓不独生。”由赵氏此后的行为来看,这个决断,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对她的这一决定,父母并不支持,“百计劝谕”,但仍不能改其志,只好派人告知宋家:赵氏决计嫁予宋家,为亡夫守志。

  正如前文所言,宋念祖闻此消息,觉得“此美事”,但“恐非年幼所能”,担心赵氏有此想法,一则为一时之想;二则也不得不想,如此年幼就独身守志,是否能坚持到最后,身为已续弦过一次的人,深知毕竟人非草木。未料,宋家的顾虑传到赵家,赵氏愈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泣告父曰:‘若终不许守志之请,誓以身殉!’生不入宋氏之家,死必进宋氏茔地!”宋家闻听赵氏如此之言,也就只好答应下来。宋念祖借机回乡,“择吉日于高祖(宋三立)墓前,冠带成礼。”赵氏算是正式嫁给了宋三立。虽然新郎已作古地下,但终归是明媒正娶,并以此昭告乡里。

  言赵氏对此思虑再三,还因为她“成婚”之后,拜过公婆,提出了一个让人惊异的要求:“儿今为妇,祈免朝夕定省,愿赐一楼,非四十年不下也。”既以此明志,也以此来打消宋家的疑虑。闻听此言,宋家还有何话可言?也就只好同意所请。赵氏一一拜别亲属,登楼而居,从此语不闻声,足不至户。

  在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之中,父母多充扮反派角色,或嫌贫爱富,或以女儿作交易,攀权附贵,梁祝如此,孔雀东南,牛郎织女,何尝不也是如此?而在这则赵氏矢志守贞的故事中,双方父母亦复如是。只是爱情故事中拆散情侣时的那一份无情,此时变得温情脉脉,爱怜不舍。我不知道事实是否真的如“传记”所写,只知道如此处理,倒也愈加突出了守贞人的高洁与坚贞。正可谓人生如戏,戏即人生,动人的故事无不如此?

  对于赵氏为何选择居楼上40年,而不是30年,开始曾有些不解。待后来看到清朝《礼部则例》中的规定,才大释所疑。此书刊行于嘉庆年间,晚于赵氏作出决断之时。但该书为当时礼部所编,类似于当今的“文件汇编”,其中的政策,均早已实施有年。“则例”中对于“贞孝”,规定自30岁前守志至50岁,或年未至50岁身故,其守节已及10年,又查孝义兼全或厄穷堪怜者,地方绅耆、族长、保甲长都要向官府公举,以便表彰。被旌表之妇,题名坊上,死后入当地“节孝祠”,春秋致祭。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坊银”,由本家为其建坊。尤其突出者,皇帝“御赐诗章扁额缎匹”。赵氏当时只有十四五岁,若依“则例”上榜,须守志三十五六年以上,“四十年”,自然也就成为恰当的选项了。

  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女,闻得未婚夫亡故,竟毅然自行决定为夫守节,且计算精细,表明在她生活的时代,节孝文化观念,已十分普及;彰奖标准,也广为人知了。而赵氏生活于改朝换代的时代,满清取朱家而治中国,也不过刚刚40年。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此时已有了“皇家”名号的满人,在入主中原之前,甚至是在他们已坐上龙椅之后的最初几年,并不重“贞节观念”。1650年,时任摄政的“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之妻病死,他就娶了其侄子豪格的遗孀,即他的侄媳妇为王妃。这一年,多尔衮38岁。但到玄烨执政时,这位完全由“大儒”培养的王者,就已深得汉家文化的治世之道,且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了。1672年,即他亲政后的第五年,向全国颁布了《钦颁十六条上谕》,第一二条即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对这个上谕,玄烨下令:县学童生必于每月初一、十五诵习,并向百姓宣讲。在没有现代传媒的那时,玄烨深知,教育乃文化观念宣传及灌输的重要场所与渠道,掌控了教育,即掌得了文化观念普及的主导权。事实正是如此。作为邑庠生的赵氏之父赵淑颐,必定是“诵习”与“宣讲”者之一。相信他应当是对他的女儿“宣讲”过的罢。

  满人入关之后,对于社会的管理,是作过很大改革的。其中的一项,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男改女不改”。即男子必须剃发蓄辫。对于汉族女人的“三寸金莲”,满人原本也是要一并改掉的,但遇到了汉族知识精英的拼命反对,才妥协下来,汉人女子可继续缠足,但满人则不从汉俗。似乎是对汉族的女子放过了一马。但放足未成,对于女人“贞孝观”的灌输,却是强化了的。如果说对于男子的剃发蓄辫是表示臣服的管制改革,而对于女子“守节”的强化,其实正是更隐秘的管制,把汉族女人牢牢地捆绑于“贞节”之上,使其愈加臣服于男权。而男人,则已在头顶表示了他对于治国者的臣服。

  对于女人守贞的强化,满清是有一套综合性机制的,前面所言的“理学”教育、“贞孝标准”及彰奖政策,只是其中二三。与此配套,康、乾时期,又编印了大量的女性普及读物,比如《女学》、《教女遗规》、《女学言行录》及《女范捷录》等,以供识字女性阅读,以免识字女孩,如宝钗所言,读了别的乱书,移了性情,失了妇道。这些还在软性的道德规范之内,作为社会必守准则的法律,也对此推波助澜,《大清律》规定:“其(妇人)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女人夫亡,如若改嫁,这就把她的财产权剥得一干二净,连原有的陪嫁,也由不得她作主——差不多是堵住了“未亡人”的退路,使得凡欲改嫁者,为着生计,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对女人守贞节的历史,董家遵先生对《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资料作过统计,由周至五代,有记载的贞节烈女仅9人,宋朝增至152人,元代再增至359人;明代300年,贞节烈女跃至27141人(又有统计为36000人)。而据郭松义的研究,整个清朝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女达100万多人。这也与民国5年所修《临沂县志》及20年后所修的《续修临沂县志》记载相合。两志所载相加,明代临沂县境内只有3人入志“贞孝”(可能为补记,实际数字会多一些),而有清一季276年间,临沂一县之内,受到彰奖的贞节烈女就达1400余人。此乃史有所载者,而那些遗落民间,因事迹并不突出,未得记于史书的守节者,又有多少呢?由此可知,满清的这一套治国之策,成绩是何其显著。

  文化诱导、主流舆论,道德彰奖、法律推动,这一套组合拳施展下来,在清王朝治下的中国,为女人布下的是什么样的生存围栏,也就可想而知。读县志,曾对何以有那么多的少女,闻听未婚夫亡故,就誓死守贞,或以身殉夫而有所不解。如民国25年(1936年)《续修临沂县志》载:杨天衢之女杨氏,许高近章为妻。“未嫁夫亡。闻讣系婚书自缢者三,服卤者二,均遇救得不死。父母不得已,送至姑家。往祭夫墓。祭毕,突出剪刀自戕,姑急救得免,自是不归母家,誓以守节终身。”王鼐之女,“幼习闺训,明得礼之大义。”许田树德为妻。可未及过门而田亡。王鼐一家“秘而不以闻,欲为论婚他族。久之婢媪泄其事,女绝粒数日,投缳以殉”。她们可都是如赵氏一样,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女啊,何以如此决绝?现在,想一想她们生存的围栏,也就释然了。

  她们或能识字读书,或不能,但周围灌输给她们的,尽为贞孝节烈言论;喂养其成长的,皆为“贞孝光荣、失节耻辱”的文化养料;社会传播的尽是某女失贞,为家族、邻里所不耻的“丑闻”。耳濡目染,也就在她们小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女人为世一生,并非为个人的幸福而活,更不为爱情而生的观念。女人存在的最高价值,就是为“贞孝节烈”四字添彩增光。

  对于女人守志,清代也有人作过反思。乾隆年代的纪晓岚在其《阅微草堂笔记》的《槐西杂记》中,讲过一个“鬼的故事”:有一位少妇,丈夫死后不及一年,改嫁他适。未料两年后,第二任丈夫又死去了。这时她竟“誓不再适,守志终身”。忽有一天,其第一任丈夫的鬼魂托了人言来责问她:你甘心为他守节,为何不给我守?众人以为少妇会被问得哑口无言。谁知少妇却毅然答曰:你不把我当作结发夫妻,一起生活了三年,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体贴温存的话,我凭什么要为你守节?我的第二个丈夫不但不嫌弃我是再婚,结婚两年来,夫妻恩爱,情深义重,我为什么不能为他守节?你不扪心自问,却来责怪我。说得他第一任丈夫张口结舌,只好赧然退去。可惜,这一追求爱情的灵光,或曰尊重人性的微芒,在那个时代一闪而逝,终不能穿过“誓居楼上四十年”的厚重执念。

  曾在东夷书院与一位女士谈及旧时守志女人的生活。她说,她丈夫家族里就有一座牌坊,为他家族中一位先人而立。说到丈夫亡故之后,未亡人何以不再求自己的爱情。她说,改嫁的日子未必好过。再娶的人家大多赶不上前夫家的条件,再说还有子女、舆论等诸多问题,几乎伴随后半生。在夫家守志,生活既得照应,精神上也得尊重。不得不说,女性的视角究竟有所不同,在从情感、精神、文化等大视角上思考“失节事大”时,终归还有人生须臾不能离开的柴米油盐。抛开这些,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议论,也许都是虚妄之谈。

  在这样的视角下看赵氏的选择,对于她的高洁,也许是一种不敬。可她终归是有楼可居的了。两百多年前的楼房,无法与当今的公寓楼相比,无水无厨,更无卫生间。在这样的楼上一住40载,没有为其服务的侍者,日子便无法过下去。事实正是如此,赵氏是有侍者供其役使的。宋氏家谱中赵氏小传载:“忽一日,(赵氏)语侍人曰:‘继嗣所关最重,余将下楼议之。’侍者恐忘昔日之言,急劝止之。孺人曰:‘吾言此楼非四十年不下,今正四十年矣!’侍者屈指计之,丝毫不爽。”即便如此,可我还是深为“今正四十年矣”一语所震慑。赵氏对下楼的时间,计算得竟是如此精准,她虽有楼可居,生计无忧,但每日的孤寂与凄苦,岂不也显露无遗?

  赵氏下楼,“邀族人,议立兄子丰年为嗣”,可谓当时乡里的一件大事,于是“远近闻者,争往观焉,咸曰‘此宋氏之荣也’”。但这一份荣光,却由一位少女一生的孤寂铸就。40年里,纵然是生活无忧,可人,终非草木。40年,14600个日夜,何以熬掉一年又一年的春夏秋冬,怎样应付悄然生长的青春热情,如何打发不眠之夜忽然袭来的孤独与瞑想呢?所有这些,只凝缩为“计楼居恰四十年也”这八枚汉字!这究竟是荣光,还是残酷,已全都沉淀在赵氏的心底了。

  对于命运,中国人常说“造化弄人”。其实,“造化”二字,多是人为操纵的结果。皇朝利用文化意识、典章制度,以及政策法令,公然或隐秘地塑造着个人的命运。可被塑成如此命运的人,非但浑然不觉,反而为几句“御赐诗章”,一块木制扁额,几尺宫制绸缎,几两官给白银,感激涕泠,顶礼膜拜。面对这样的历史,今人又当如何?

  理钊


来源:临沂日报  编辑:田万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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